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专利质量的机制及效应研究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测算相关研究，Ginarte 和 Park（1997）[3]从法律保护长度、保护范围、国际专利组织成员属性、侵权赔偿细则及强制性措施五个维度构建的 GP 指数是现代相关知识产权研究的基础。但是众多学者认为 GP 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因为该指标缺少对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测量，需要引入执法力度指标来对 GP 指标进行修正（Fink 和 Maskus，2005[4]；余骁，2017[5]），国内学者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社会法制程度、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等多维度来测算地区的执法程度指标，构建了省际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6]；沈国兵和刘佳，2009[7]）。

    二是对专利质量内涵及测算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目前大多从技术、法律和经济三个维度来定义专利质量，认为高质量的专利需要具备技术水平高、在法律上具有稳定性，能够实现商业化为企业获得商业利益（Thomas，2002[8]；Burke 和 Reitzig，2007[9]；宋河发，2010[10]；朱雪忠和万小丽，2009[11]）。国外学者普遍关注专利的技术影响以及对先前技术的依赖程度，使用专利的前向或后向的被引频次来有效衡量专利质量（Schoenmakers，2010[12]；Czarnitzki，2012[13]）。由于中国专利数据库暂未完整统计专利被引数据，国内学者使用撤回率、授权率和专利续期率等指标从专利的形成过程出发来寻找专利质量的代理指标（龙小宁2015[14]），也有学者聚焦于专利内含技术的复杂程度和多样性出发，使用知识宽度法来衡量专利质量（张杰，2018[15]；Akcigit et al．，2016[16]）。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产出影响的相关研究。在关注理论层面分析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基于南北技术转移、产品周期模型的研究框架下，一些文献认为当模仿创新是技术转移的主要途径时，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创新，也不利于南北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Helpman，1993[17]；Glass 和 Saggi，2002[18]）。而另一些文献发现南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扩大 FDI、R&D 资源等途径来促进发达国家创新（Yang 和 Maskus，2001[19]；庄子银，2009[20]）。而在运用实证方法的文献大多支持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进而探讨了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可能性。Chen 和Puttitanun（2004）[21]利用了 64 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从国家层面上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本国整体创新水平。李蕊和巩师恩（2013）[22]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创新产出，此外，知识产权保护也会强化 R&D